铁扬：我只是表达我对生活的感受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你面对一个世界，总愿意留下些记忆。
　　面对这个世界，画家铁扬拿起了笔。“不管什么笔这已不重要。”他说。2015年，80岁的铁扬在画了六十余年之后，换了一只“笔”，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母亲的大碗》(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只愿画得自由，画出自己。”画家说。作画如此，写作亦如此。
　　《母亲的大碗》饱蘸了作者对故乡、对亲情、对艺术生活的浓情笔墨。我想，单看铁扬的画作，或许大致能够理解他对于艺术的追求；但看过他的散文，才更能体会画家作品背后的情怀，体会画家之所以走得长远，背后支撑的力量不止是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
　　2015年9月中旬，在他的故乡河北，在他的工作室，画家铁扬接受读书报专访。
　　铁扬说，年轻时，总觉得画家之所以为画家，是靠超常的智慧。待到自己画得有把年纪时，才发现画家那劳动者的本质。“艺术家不是哲学家，是手艺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特征是什么？我想，第一，他的劳动是要讲效率的，效率就是劳动量。比如摆摊修鞋、修车的，劳动没有量，他的生活就没有保证。第二，他必得有清贫意识，但不是穷人，也绝不是富翁。第三，应该有自己的作坊。叫画室也好，叫书房也好，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劳作场所”他朴素的话语简洁有力，却深深地打动了我。
　　读书报：您利用网络做些什么事情吗？
　　铁扬：至今网络时代对我还是陌生的，我写作在纸上，稿纸也好，随便一个什么本子都可以。但网络时代对我还是很重要的，了解世界，了解和自己的专业有关的和无关的都需要网络。一个现代人离开网络就失去“讯息”量，和国内外交流也需要“邮箱” ，当然，动“网”我需要别人的帮助。
　　读书报：过去传统的手艺很多正被高科技的制作取代。需要画家一笔一画反复琢磨的画面，也许通过轻点鼠标就能完成。您怎么看待网络时代对于绘画等传统文化的冲击？
　　铁扬：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好比一个是做风筝，一个是做飞机，谁也代替不了谁。我作为现代人，虽然是“80后”，也离不开网络。但我是通过画布、画笔完成我的构思，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手艺人“。经典的作品为什么能够传世，就是因为现代科技对它的不可替代。但是人类需要风筝，也需要飞机。
　　读书报：您曾为《铁凝文集》等设计封面，和女儿合作是怎样的心情？
　　铁扬：是的，上世纪80年代，铁凝的第一本小说集《夜路》(天津百花出版社)就是我设计的。后来又连续设计过她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以及她的文集。日本几次出书也是我作的插图和装帧。能为女儿做一点事，是我最高兴的，也愿意使她的出版物从形式上得以“圆满”好看。
　　读书报：铁凝曾在访谈中谈到您对她的影响。您认为对自己对铁凝的影响大吗？
　　铁扬：这里不能用影响大和小来回答，但一个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总是会有的。比如我倡议她到农村插队，是为得让她去认识社会，认识中国农村，这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因为我是画家，在艺术领域也总是对她有些熏陶的。
　　读书报：《母亲的大碗》是一部令人感动的作品。这些散文主要是以故乡为底色的，能谈谈故乡对您的影响吗？
　　铁扬：我出生在河北赵州桥畔一个农村，童年是在冀中平原度过的，家乡留给我的记忆深刻而丰富。为什么这些故事总是在我脑子里一遍遍缭绕，有两个原因。一是人物，他们善良，含辛茹苦，无私奉献；二是每个故事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这文化内涵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精神。这些我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不写成文字，好像亏欠了生活，会成为终身遗憾。
　　童年的一切像梦幻，又真实的伴我终生。那时我常常在房顶上看远处的太行山，觉得县城的城墙比太行山还要高，很使我不解。为什么城墙会比太行山高；村南有个废弃的砖窑，我总想到王宝钏就住在里面，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故乡有个天主教堂，主教常常在院内散步，我常想他为什么要散步？下地不就是走路么……童年生活给我留下许多这样的问题，让我思考终生，有些我找到了答案，有些我终生也许找不到。
　　读书报：您写文章，您的文字功力，家庭对您有影响吗？
　　铁扬：是这样。我的父亲应该说是一位乡间的文化人，也是当地国共两党建党发起人之一。他很智慧，涉猎也很广泛，在农村几乎是一部活字典。同时还是一方名医。我的童年启蒙教育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当时除读过少年必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直到更深一些的文言文，到现在我仍然能背诵像《三国演义》中一些著名段落。有一本半文言的《实用国文》，给我增添了许多关于汉语言的认识途径。这些在《母亲的大碗》序言里我都有所叙述。有人说我的从艺和父亲的血脉有关，也许有些道理。我喜欢把知识弄得越“杂”越好。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铁扬：我很早就喜欢写一些杂记和日记。90年代初我从北欧回来，《河北日报》约我写“域外散记”，在他们的敦促下，我的文字才变成铅字。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写作就中断了多年，再拿起笔来是在2007年以后，因为在太行山写生遇到的那些故事，又联想到我的童年，我想试一试写出来，就开始了目前的写作。现在的状况是画画和写作交替进行。
　　读书报：您写完之后，会征求家人的意见吗？比如铁凝，会帮您提提建议吗？
　　铁扬：先前零散发表过的几篇，也许她在杂志上看到过，但这次成书，铁凝不知道我把书稿寄了出去。我是作为投稿寄给出版社，书出来后，我才送书给她的。我非常看重这本书，自己做装帧、画插图，修改了许多遍，不论形式还是内容。有些老朋友读到过我先前发表的零散文字，也给过我鼓励，我才有了成书的勇气。
　　读书报：您是否还将继续写下去？
　　铁扬：肯定，好多故事在脑子里转，我已经写下了题目，我还想写一部小说，比方说我有一个表叔，曾经给牧师当厨师，从一位年轻的农民生是学会做西餐，战乱中他随那位牧师跑到北京和成都，解放后又从成都骑自行车回到老家。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很会讲故事，包括乡人的和教会的，讲得特别感动人。类似这些人物，我脑子里还有，也许根据这些人物的经历写成一些长的文字。而散文的写作，我还在继续。
　　读书报：艺术都是相通的，您认为文学和绘画创作之间有何关系？
　　铁扬：艺术和文学，严格讲是分不开的，都属于形象思维。不同的是，一个是用造型说话，一个是用文字说话。画家和作家思维特点有共性。比如我在画着草原上的路，想到的却是诗。草原上一条空灵的路最能使你展开联想，而我在写作时，感觉又有很多造型艺术在脑子里纠缠不清，比如那个“河里没规矩”的老故事。
　　80年代，我在拒马河边写生，睡在山民的炕头上，晚上听他们讲“河里没规矩”，说大中午不论男女都可以脱光自己在拒马河里一块洗澡，互不相扰。在下河前，女孩子们在玉米地里脱光自己再跑到河里。有一次和老百姓聊天，他们又说，你画个“河里没规矩”吧，着实好看。我问：现在还有人下河吗？他们说有。我终于等到了那个“没规矩”的时刻，真等到过……玉米地里的秸杆哗哗地响，一群女孩子从玉米地里闪烁着跑过来，什么叫大美？人和大自然的谐和才是大美！不是扭捏躲藏也不是表演给谁看，她们有生命的亮丽和大自然的结合，而不是画室里的模特。我决心把这个题材变成系列。到现在我还在画，而总为画不出那个瞬间和意境而苦恼。
　　读书报：怎么理解？
　　铁扬：好的作品要有生活根基，还要有联想作处理。我没有完成这个构思，是没有画出玉米地和女孩子们的关系？后来我去村里专门问一位叫桂姐的老人，她已经七八十岁了。我问她下过河吗？她说，下过，那时候她才16岁，大中午下河，疯着呢！
　　这个“疯”启发了我——原来她们是疯着往河里跑。“疯”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艺术形象。我是为这个“疯”而苦恼，如果你把他们画“疯”了，他们和玉米地的关系才变成了一个大美的自然。
　　读书报：您现在的创作也一直在追求“深入生活”？
　　铁扬：我们总说深入生活，其实还是个空洞的概念。法国画家米罗讲，画家就像一支蜡烛，要靠点燃才能发光。谁来点燃？是生活。生活是火种。可见米罗所谓的生活不再是一种概念，它应该是一些细节。这细节即便是琐碎的，比如女孩子在炕上剪趾甲。
　　农村女人和炕联系终生。从出生、成长、生存、生产到故去，都离不开炕。你想，一位裸着自己的女孩子在炕上剪趾甲，和炕就形成了和谐的美。这是私密的，没有表演意识的，也是女人最美的时刻。
　　有一次我和学生到农村画画，住在老百姓家里。对面屋里是新婚夫妇。晚上我出来方便，不小心看到新媳妇裸体着走出来，我赶紧退回屋里。再向外看，那时，月光如水，星星像酒杯那么大。她出来干什么？是走出来喂牛的，月光照到她裸着的背上，她背上就闪烁起银色；她举起箩筐把碎草倒入牛槽，那些碎草在月光下像金子般闪着光。这就是我画《午夜喂牛》的背景。
　　这时候生活不是概念，是具体的火种。这些情节都是点燃蜡烛(画家)的火种。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画家，这种情节如果不能把你点燃，是很遗憾的，就不是合格的画家。
　　回忆中戏，一生难忘
　　读书报：您是怎样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简称中戏)？正式学习美术的？
　　铁扬：我对美术的兴趣从少年开始，受两种艺术影响，一是民间的，冀中平原上的木版年画；另一种受宗教绘画的影响。城内有个基督教堂，里面贴了很多名画，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我很小就看到了，觉得很神秘，人物服装的皱褶、胡子都画得栩栩如生。这些都促成了我对“美术”的兴趣和喜爱。
　　15岁时我到华北大学学习政治，参加各种类型的业余活动，有绘画班、歌咏队、演剧队。后来领导让我参加演戏，但是我的兴趣始终在绘画，在这之间我又补习文化课。后来才考上中戏。
　　读书报：在中戏师从于谁？受到怎样的影响？
　　铁扬：中戏对我来讲，意义重大，我一生难忘。除了有正规的绘画教学，课程设置还有名著选读、戏剧史、美术史、导演学、建筑史……讲名著选读的老师要求我们在一学期之内读完莎士比亚，三个月读完契诃夫，两个月读完托尔斯泰，还有普希金，汤显祖，关汉卿……这些拓展了我的文学视野和对文学的真正了解。
　　油画课要学四年，李宗津既是中央美院又是中戏的教授，冯法祀是徐悲鸿的学生，孙宗慰也是徐先生的学生，留苏回来的王保康、齐牧冬，他们把俄罗斯的绘画技法带到了中戏。另一位留苏回来的罗工柳几次的讲座也让我受益匪浅，当时曹禺、欧阳予倩都给我们开过讲座。我想，他们之所以为艺术家，首先都具有一种对待艺术虔诚的精神，不玩、不闹、潜心经营。
　　大学毕业后，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留校，二是回河北。毕业前，省内一位领导几次来京见我，说明我回乡的重要。当时河北要成立艺术学院，需要我去筹建美术系。我是省内唯一走出去、又懂得这个专业的年轻人。之所以选择回河北，又因为我脑子里还有一个不断的线：我离不开绘画，离不开属于我的那块热土。我要成为真正的专业画家，这一切对我就更加重要。但是后来赶上文革，我在“五七干校”，其间经常“潜”入太行山，开始了对水粉画研究。
　　读书报：是什么原因使您热爱起水粉画的？
　　铁扬：水粉画有油画的特点，有水彩画的特点，又有中国画的笔墨特点。更重要的是他的工具携带方便。画油画要携带很多材料，几乎是“重武器”；水粉画的工具是“轻武器”。文革期间携带“轻武器”便于行动，只一个军挎包就够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在作画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它的优点。
　　读书报：您的作品似乎回避了直白的主题性，有一种清新积极的生命意识。但是早期有两幅获奖作品，主题是明确的。
　　铁扬：一幅油画是《走白求恩的路》，一幅是《抗旱》。这两幅画，我的任何一本画册都没收入。画这类绘画好像不是我的特长，画家不是什么都能画。优长要发挥，没有兴致要回避。抗战时我钻过地道，如果让我画地道战，我就会感到它的难度。兴趣促使我去画一些更轻松更有欣赏价值的作品，给人以愉悦感。有快乐，有情趣，或者更多地展开一些联想，我喜欢这样的题材。
　　有些画家面对一幅画讲很多道理，有些评论讲很多深奥的理论，这都无可非议。但我希望造型艺术是一目了然的，我希望多带给人们些情趣，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当然这色彩应该是亮丽的、快乐的。
　　读书报：您后来为什么又回到中戏教书？70年代末您和吴冠中、周令钊、张文斌等一起发起成立“北京水粉画研究会”并任副秘书长，那时候，您和吴冠中诸先生的交往密切吗？您对吴冠中评价如何？
　　铁扬：1979年，齐牧冬先生邀请我回到中戏舞台美术系任教。我们在中国成立第一个画会，成立后做过几次展览，后来大家的兴趣转变，就消沉了。吴冠中是一位天真率直的人，他关于中国画“笔墨等于零”的论点，不能笼统批驳。国画要发展，既不能因循守旧又不能空洞地制造新的形式，关键是笔墨。用笔墨表现什么？现在我们国画的笔墨还是模仿居多概念居多，用中国笔墨表现自己独有的题材不多。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属于自己的题材(不是别人的)。我想吴冠中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吧。
　　风格，是可爱也是可怕的词
　　读书报：在多年的绘画创作中，您的风格有怎样的变化？画风的改变，是内在的艺术抱负，还是外力的影响？
　　铁扬：我是一个对自己“拿不准”的画家。画家总得变，不变就是重复自我。你要有题材，又不能重复自己，怎么办？
　　我认为应该寻找变化。变化首先应该是风格上的变化。每个人对风格的理解都不一样。我认为风格应该是更接近艺术本质的形式。
　　站在画板前，我先发愁：怎么画？你看到我的画，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一个题材我画很多遍，还在画。我希望我的艺术能更接近艺术的本质。
　　读书报：您说到“发愁”，是创作的常态吗？
　　铁扬：之所以拿不准，一是我对艺术本身的理解、见解的局限性。什么是艺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想接近艺术本质，但艺术自有它自己的规律。规律就是用你的手段表现你所看到的生活。使人看到后既是生活的积淀又不是生活表面。如果画猫像猫，那就养只猫好了。哪种形式更接近你能够驾驭的题材，让人感受到题材本身的内涵，这才是艺术。题材和形式只是一种载体。
　　读书报：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艺术受到了西方审美的影响。您怎么看中国绘画在继承中创新？
　　铁扬：有一句名言叫“拿来主义”。西方优秀的东西一定要拿来。现在很多年轻的画家，局限性很大，特别是对西方的优秀作品涉猎很少，这是遗憾。这样讲“拿来”，拿什么？
　　现在大家讲“观念”讲的多。如果“观念更新”是当今中国美术一个有价值的口号，那么它首先应唤起人们有感而发的创作原则。前面我们谈了那么多关于生活和“点蜡烛”的道理，就是让画家朋友重视起“有感而发”吧。有感而发是排斥“无病呻吟”的。
　　论艺术，我不想纳入什么派
　　读书报：有评价说：“不停画画的人很多，但是不停在艺术语言上探索的很少。铁扬不是这样的画家。”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又是如何在“艺术语言”上不停地探索的？
　　铁扬：这一评价也关系到风格。我不是纯写实主义者，玉米地画得再像，也经过了我的提炼。有外国评论家认为我是自然主义，不是美术史的自然主义，而是因为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交流。在这这意义上，我可能是自然主义的画家，但自然主义还有它特定的阐释。日本有评论文章提到我是“大地之子”。丹麦有一个评论家对我的看法是：不盲目地跟随潮流也不想纳入什么派。我只是表达我对生活的感受。
　　读书报：您创作的“玉米地”系列、“炕头”系列、“馒头”系列、“红柜”系列等，表达的都是一种中国式的意境。说到意境，您的作品感觉不是画出来的，而是从心底滋养出来的。
　　铁扬：我有生活的积淀。生活给予你什么，你给观众是什么？这是我经常思考的。画玉米地时，我不追求玉米叶子画得象不象，绿不绿？而是追求我的人物和玉米地交织的那种动态，这时玉米地就不再是玉米地，是大自然，是人和自然的谐和。这更接近生活给我的馈赠。画家离不开人体。画人体要有主题，要有合理的空间、合理的氛围。曾经有人问我，总画女人和炕，为什么？我说，炕，温暖。炕和女人有一种稳固、牢靠的亲密关系，女人在炕上才是放松的，假如单纯画空炕，就没有意境。我现在看到玉米地，没有人，就觉得缺点什么。有女孩子跑出来，玉米地也就有了生命。
　　有一年清明，我在山上写生时看到山涧里走出一队人，为首的托一盘馒头，他们是给亡灵扫墓。在黑幽幽的山涧里，馒头白得耀眼，队伍走得庄重虔诚。这种现实与虚幻立刻形成了一种氛围，我能感受到亡灵在天空飘来飘去，这时候馒头就不是食品，是精神，这种发现使我惊喜，也使我动情，这就是我画“馒头祭”的初衷。我想这些作品可能更接近于我所追求的风格，但它并不是写实主义。
　　读书报：您的作品在国外影响很大，也有多家“铁扬艺术馆”，能简单谈谈吗？现在您的状况如何？
　　铁扬：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代，但也赶上了目前的好时光，时代给了画家更大的创作自由，这些年使我能在国外做过一些展览。一些国家也在注意我的作品。有的也正在为我建美术馆。
　　我现在还在不停地画，在河北科技大学有一个铁扬艺术研究中心，目前正升级为铁扬艺术研究院和铁扬美术馆，这里有我自己固定的场馆，有藏品，还将对外开放，接纳一些大型的展览，做一些艺术交流，还将有教学任务，这样艺术研究院和美术馆就会“活”起来。（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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