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亦曾提出，当下就断言“辩证性”与“复杂性”谁统摄谁、谁高于谁，显然为时过早[23]。但不能因此排除辩证法也“可能存在着时代局限性，即辩证性本身也可能因为源于某种简单性信条而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虽然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4]，但从“假设性”“工具性”和“历史性”三个方面来看，其真正的自我否定也即自我超越并不能由其理论本身或在其理论内部孤立、自足地发生和完成，而是根本就离不开各种“必要资源与现实机遇”。以“复杂性”为中介，“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性才有可能从其既存解释系统的抽象完备性当中超拔出来”[25]，这或许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范式实现某种突破或跃迁的一个瓶颈性问题。
上述三种主张皆有助于通过自觉地升级辩证法而深化唯物史观对于历史规律乃至全部人类历史的理论认识。相较于阿尔都塞对黑格尔辩证法简单性的透视及其对马克思辩证法“特殊性”的建构而言[26]，无疑更为丰满厚重，有着更为扎实、确切的科学依据。
“历史规律的复杂性视角”显然尚处于某种初步创构性的理论轨迹当中，因而其不同程度地存在某种被视为“简单套用”[27]的情形当属不可避免。不过就其已经显现出来的思想创意及所涉深度与广度而言，这些研究显然比“简单套用”要复杂、困难、艰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