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基础上，从经济状况和人力资本角度对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并不高，而有意愿定居城镇的贫困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县城与小城镇。贫困农民的定居意愿及定居选择与非贫困农民的情况相似。家庭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个人人力资本和家庭人力资本对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经济状况和人力资本对贫困农民与非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应根据不同的城镇化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民;定居意愿;经济状况;人力资本
一、引言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影响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加速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2016年3月的“两会”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新型城镇化面对的重要群体是农民，而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是影响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已有文献围绕农民城镇定居意愿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聂伟和王小璐基于CGSS2010全国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民的总体城镇定居意愿并不强烈，小城镇、县城(县级市)是农民城镇定居的首选层级［1］。马琳基于河南省10个县(区)40个村的调查数据显示，53．4%的农民不愿落户城镇，21．7%的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愿意落户城镇，只有24．9%的人愿意落户城镇［2］。与上述观点相反，周春芳对苏南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58%的农村劳动力愿意迁居城镇［3］。由此可见，有关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调查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在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学界主要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3个方面展开。个体因素主要是从农民个体自身的特征及能力出发，研究其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相关文献主要研究了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婚姻状况、非农经历、语言能力、收入水平等方面因素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4］。家庭因素则主要从农民的家庭情况出发，研究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家庭的非农收入、家庭年收入、住房面积、家庭自然资本等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1］。社会因素方面的研究则主要是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出发，研究户籍制度、住房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社会情感、社会网络等方面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5-6］。综上所述，目前已有研究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进行了诸多探讨，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对象多侧重关注农民整体和农民工，对于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研究较少。贫困农民是农民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多呈现出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差、受教育程度低等特征。在此背景下，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可能会与以往被关注的研究对象的情况有所不同。此外，贫困农民的城镇化将对农村减贫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进行研究。最后，现有研究也较少关注贫困农民和非贫困农民两者在城镇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从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出发，利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简称CGSS2010)数据，基于群体行为理论与成本效益分析，通过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使用Logit模型，重点研究家庭经济状况和人力资本对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并对贫困与非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为农村人均纯收入2300元，即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少于2300元的农民被认定为贫困农民。群体行为理论中的相对剥夺感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7-9］。贫困农民经济收入低，相对非贫困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地位而言，贫困农民的相对剥夺感更强烈，那么就会希望逃离贫困，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城镇去生活。因此，贫困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渴望到城镇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然而，托达罗认为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所有的经济现象都会遵循成本效益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唯有当行动所带来的额外效益大于额外成本时，行动主体才会采取这一行动［10］。相对于生活在贫困地区，定居城镇无疑会为贫困农民带来巨大的效益，但是这些效益的获得须以一定的成本为代价，即贫困农民要定居城镇并享受城镇的各种福利必须先解决迁移到城镇过程中的各种成本。由决定是否到城镇定居到决定到哪个城镇定居，再到迁移到城镇，最后到定居城镇并在城镇获得可持续的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当高的成本。如能承受成本，贫困农民则会较为愿意到城镇定居以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如果无法承受，那么这就成了贫困农民进城的一大阻力。因此，本文认为贫困农民的家庭经济现状及影响其未来收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下面将具体分析两者与城镇定居意愿的关系并提出相关假设。
(一)家庭经济状况
参考已有文献，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非农收入比、家庭相对收入地位、住房面积、耕地面积等［1，11-12］。其对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家庭年收入越高，能承担成本的能力就越大，城镇定居意愿就更高;家庭中的非农收入比例越高，那么脱离农业进入工业服务业的可能性就越大，未来的收入也越有保障，到城镇定居的意愿就越强烈;根据群体行为中的相对剥夺理论，当贫困农民的参照对象换成收入相对较高的贫困农民时，收入地位较低的贫困农民产生的相对剥削感将会更强，则收入地位较低的贫困农民具有更强烈的城镇定居意愿［13］。然而，家庭相对收入地位较低者的成本支付能力也会较低，这一阻力会中和了他们的进城意愿。反而是相对收入地位较高者，成本支付能力较高，在同样渴望可以到城市获取更好生活的情况下，更有可能愿意到城镇中定居。此外，贫困农民在农村中拥有的固定资产可能会与其城镇定居意愿呈负方向关系，具体如住房面积和承包的耕地面积。住房面积越大，贫困农民进城所要放弃的资本就越多，变相导致进城成本越高，到城镇的定居意愿也必然下降;承包的耕地面积越大，他们对于土地的依赖就可能越大，就越可能限制农民进城。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a:贫困农民的家庭年收入越高，城镇定居意愿越强。H1b:贫困农民的家庭非农收入比例越高，城镇定居意愿越强。H1c:贫困农民的家庭相对经济地位越高，城镇定居意愿越强。H1d:贫困农民现有的住房面积和耕地面积越大，城镇定居意愿越弱。
(二)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能力与素质，同时将人力看作是一种资本，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对其投资必然会有收益，并且人力资本的高低会表现在人力所有者———劳动者的收入上［14-15］。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贫困农民的人力资本将一定程度反映在其收入上，而收入将关系到贫困农民能否顺利迁移并在城镇中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贫困农民自身及家庭的人力资本越高，越愿意到城镇中发展和定居。人力资本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非农工作经历、语言能力、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等。具体而言，年龄越小、身体越健康者，劳动工作能力也会较强，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且此群体观念较为开放，能更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受教育年限越长，所掌握的知识越丰富，更能为劳动力市场所接受，进而更愿意到城镇中寻找工作定居。非农经历越丰富者，对农业的依赖更低，同时能更好地适应工业、服务业工作，了解城市的生活节奏，对未来的恐惧感较低，城镇定居的意愿也因此提高。语言能力越好，社交生活圈子也就越广泛，对城市的归属感也越强烈，进而更愿意定居城镇。同样，家庭的人力资本越高，个体也更具有定居城镇的意愿。具体表现为家庭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越多，每个成员分担迁移到城镇定居过程中出现的风险与成本就越低，从而提高个体的城镇定居意愿［16-18］。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a:贫困农民的受教育年限越高，城镇定居意愿越强。H2b:有过非农经历的贫困农民更愿意到城镇定居。H3:贫困农民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城镇定居意愿越强。
三、数据与变量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贫困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及人力资本对其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并且将贫困农民与非贫困农民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因为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二元选择变量，城镇定居意愿只有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故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分析。72扶贫与农村发展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GSS2010年数据，它是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与农村抽取了11873个样本进行调查。其中农业户口的样本数为6040个，根据研究需要，只保留回答了农村模块“未来5年，您是否计划到城镇定居”这一问题且是农村户口的样本。本研究采用Stata11软件进行数据的相关处理。
(三)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未来5年，您是否计划到城镇定居”测量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被访者从“是、否、已经在城镇定居”3个答案中进行选择，由于研究对象为贫困农民，因此数据处理时将剔除已经在城镇定居的样本，最终选择回答“是和否”的样本进行分析。现行的国家贫困标准线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则为贫困人口。本研究计算出样本中每个家庭人均纯收入，以2300元为界限分为“贫困农民”和“非贫困农民”两组样本，两组样本分别包含1603、2474个观察值。2．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家庭经济状况与人力资本两个维度，并适当地引入控制变量。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对贫困与非贫困农民的变量进行了描述统计比较与定义(见表1)。
四、结果与分析
(一)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描述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非常低，仅7.42%的贫困农民有意愿到城镇中定居，而92．58%的贫困农民并无意愿。非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总体上也不高，只有13．54%，但这一比例高于贫困农民。这项结果表明了农民的总体城镇定居意愿并不高。在有定居意愿的样本中，贫困农民和非贫困农民都较倾向于县城和小城镇，36．75%的贫困农民和41．27%的非贫困农民选择县城，而有20．51%的贫困农民和18．98%的非贫困农民选择小城镇。总体而言，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并不高，而有意愿定居城镇的贫困农民较倾向于到县城与小城市中去，这与非贫困农民的情况基本一致。
(二)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计量分析发现，贫困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其城镇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从家庭的绝对收入角度看，家庭年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如模型3结果所示)，也就是说，家庭的年收入越高，贫困农民越愿意到城镇中定居，假设1a被证实。这与已有文献发现的农民家庭收入越高，其城镇定居意愿也越强的结果是相一致的［19］，说明家庭收入对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收入贫困与可行能力贫困的关系不难理解，家庭年收入越高，意味着农民在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可行能力较强，到城镇中发展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也就更愿意到机会更多的城镇中寻求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家庭年收入越高，表明其迁移城镇的成本支付能力越强，并且也更有能力负担未来在城镇中的生活成本。这样一来，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民是愿意且更有能力到城镇定居的。从相对收入角度看，相对收入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对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所发挥的“拉力作用”大于“推力作用”。如模型3中的结果显示，高于平均水平家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低于平均水平和处于平均水平的回归结果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相对于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高于平均水平的家庭更具有城镇的定居意愿。这与假设1c的猜想一致。Stark在研究劳动力迁移中提出，劳动力在其对照群体内的相对收入位置对其迁移也有着重要影响，而其迁移除了提高收入之外，也提高了相对收入地位来降低收入低下带来的剥夺感［13］。那么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贫困农民均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因此他们很大可能均渴望迁移到城镇中追求更高的收入，改善自身的相对收入地位，降低低收入带来的剥夺感，这使得相对剥夺感在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中发挥了“推力作用”。然而，面对不低的迁移成本，仅贫困农民中相对收入地位较高的那部分家庭具备承担迁移成本的能力，相对剥夺感代表的相对收入低对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发挥了“拉力作用”。从模型3的结果可以看出，相对收入低所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其发挥的“拉力作用”大于“推力作用”。只有家庭相对收入水平较高的贫困农民更愿意到城镇中定居。个人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因素是影响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在模型3中，受教育年限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证明受教育年限越长，越愿意到城镇定居，假设2a得到验证。阿马蒂亚•森在讨论多维贫困中，提到收入贫困与可行能力贫困之间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收入对于可行能力是如此重要的手段，而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不仅能直接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也能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20］。贫困农民的受教育年限越长，意味着其可行能力越强，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也越强，因此也就更希望到机会更多的城镇中去寻求发展。此外，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关系，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个体的综合素质越强，人才竞争力越强，更容易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家庭人力资本对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是家庭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模型3中的结果显示，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贫困农民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个体更愿意到城镇定居，假设3被证实。已有研究发现，在城市中拥有较强的市民关系能有效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市民间通过异质互动而建立起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促进作用［21］。那么家庭中外出务工者越多，农民在城镇中更有可能建立起广泛牢固的新型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这将更利于其在城镇中各方面的发展并提高其城市融入度和归属感，因此农民也就更愿意到城镇去。年龄、非农工作经历、语言能力、健康状况、非农收入比、住房面积、耕地面积均没有对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模型3的结果，上述7项变量的回归结果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因素对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并不突出，假设1b、1d、2b均未得到证实。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贫困农民的经济状况整体较差，收入低甚至于无法保证其在当地的生活。加之，生活地区的公共服务贫乏，受教育水平也相应较低，这都导致经济收入低和知识技能水平不高成了他们进城定居的最大障碍，从而使其他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小到可以忽略。
(三)贫困与非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将模型3与模型4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变量和家庭经济状况均对贫困与非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有着不同的影响效果。受教育年限对两者的城镇定居意愿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贫困农民群体的影响强度比非贫困农民大。贫困农民回归模型中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0．132，即每多受1年教育，其城镇定居意愿增加14．11%，而非贫困农民模型相应的系数为0．065，即每多受1年教育，其城镇定居意愿增加6．72%。可见，受教育年限对于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更为强烈，反映了需要更加重视针对贫困人口的公共教育投入。同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对贫困与非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对贫困农民的影响更为明显。两个模型中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系数分别为0．218和0．103，即家庭中每多1个外出打工者，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会增加24．36%，高于非贫困农民的10．85%。可见相比非贫困农民，家庭外出劳动力的增加更能促进贫困农民到城镇定居。家庭的相对收入地位对贫困和非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均有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不同。贫困农民中，只有相对收入高于平均水平，才对其城镇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非贫困群体，与远低于平均水平相比，高于、等于、低于平均水平均对其城镇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除以上因素外，非农工作经历、健康状况、住房面积只对非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贫困家庭，非贫困家庭的经济收入较高，从而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也较多，人力资本也相应较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人力资本对其城镇定居的阻力会相对较小。非贫困群体的城镇定居意愿受到了更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从经济状况和人力资本角度研究了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并对贫困农民与非贫困农民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较低，仅7．42%的贫困农民有城镇定居意愿。在定居地选择方面，大部分贫困农民倾向于县城和小城镇。贫困农民的定居意愿和定居地点选择与非贫困农民的情况相似。第二，受教育年限、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和经济条件对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贫困农民中受教育年限越长，越愿意到城镇中定居，家庭中的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的，越愿意到城镇定居;家庭年收入和家庭相对收入地位越高的贫困农民，更有可能到城镇中定居。第三，家庭经济状况与人力资本对贫困农民和非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相对于非贫困农民，受教育年限、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对贫困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更为强烈。家庭的相对收入地位对贫困和非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均有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不同。非农工作经历、健康状况、住房面积等因素只对非贫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对贫困农民没有显著影响。过去的相关研究多将注意力放在农民整体或者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上，而忽视了贫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根据本文研究结论，贫困农民和非贫困农民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说明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农民群体采取有针对性的鼓励措施。针对贫困农民，首先，可将精准扶贫与贫困农民新型城镇化相结合，在易地扶贫搬迁等扶贫项目支持下，鼓励贫困农民走出贫困地区到城镇中追求更好的生活，进而脱离贫困。其次，通过更多的支援计划引进更多更好的师资力量到贫困地区，为贫困农民及其后代提供更完善的教育资源和培训服务，为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奠定基础。针对非经济期刊贫困智能农业论文农民，应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和培训服务的投资，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激励其外出创业或打工，从而增加他们的非农工作经历和收入。此外，还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少农民因病返贫情况的发生。
作者：李宝仪 杨龙 吴本健